[林继富]国外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批评与反思[1]

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发展期

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依然延续着对史诗传承人关注的路线向前推进：搜集和出版大量以民间故事传承人为纲的故事专集；故事传承人的理论研究。1909年俄国学者翁丘科夫出版《北方民间故事》，引入了根据故事讲述人进行资料编排的原则。同时，他还增补了每个故事讲述人简要的生平，以及对其表演风格的评述。作品编排原则后来实际上成为后来几乎所有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一个范本、一个标准。[4]他还发表了对故事家研究的《北方的故事和故事家》，对故事家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1915年索科洛夫兄弟编辑出版的《别洛焦尔斯克地区的故事和歌谣》，他们将故事家的个性特征、风格、讲述方法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予以特别关注。[5]1915年由M·K阿扎多夫斯基编辑，1925年出版的《勒拿河上游地区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传承人普伊罗库罗娃的故事，阿扎多夫斯基的序言对传承人研究有许多新见，后来这本书以德文，在芬兰出版，给国外学者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以很大影响。1932年阿扎多夫斯基编纂《俄罗斯故事——优秀的讲述家们》，汇集15位优秀讲述家的39篇故事，并有长达80页的评论，为俄罗斯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严峻挑战，于是一批学者转而到乡村搜集民间故事，发现了M·M科卢库埃夫、A·K巴卢伊西利科夫等几十位能讲一百篇以上的故事传承人。[6]俄罗斯学者对民间故事讲述人类型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如明茨按故事艺术风格将其分为现实主义的日常讲述者、专门插科打诨者、有史诗风格者、公式化者；卡尔娜乌霍娃根据故事家对文本的态度，将讲述人分为即兴讲述者、信守文本者、破坏者；B·M·索科洛夫在《俄罗斯民间文学》教科书中将讲述人分为史诗诗人、道德说教者、讲家常故事的现实主义者、喜插科打诨者和好讽刺者等。[7]针对俄罗斯学者对故事传承人研究存在的问题，普罗普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这种对故事家，而且是优秀故事家的迷恋中却包含着某种危险，不止是片面的危险，而且是错误理解民间创作特性和本质的危险”，他认为优秀故事传承人的出现是筛选的结果，“而在科学中筛选总是危险的并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概念和结论。根据优秀的讲述人来研究故事时，我们对故事在大众中的流传一无所知。然而故事完整的生命不止存在于讲故事的大师身上，它是浑然一体地存活着的，是人人皆知的”[8]。也就是说以普罗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杰出故事传承人，不能忽视故事传承人生活的文化传统，应将故事家纳入到一个故事讲述群体中考察，将故事群落、故事群落的社区与故事传承人联系起来全面观察，才能真确把握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特性。

俄罗斯以外的许多国家，一方面由于民族自觉、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关注民间故事传承人；另一方面受俄罗斯的影响，大量采录传承人讲述的作品，借鉴俄罗斯传承人研究方法对本国故事传承人进行考察，日本就是代表。

1922年佐佐木喜善出版了他在江刺郡采录浅仓利藏的故事《江刺郡昔话》，这是最早日本传承人的故事专集。1927年，他出版女性传承人的故事集《老媪夜谭》，为日本故事传承人的采录提供了范本，也启动了当时日本故事传承人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集大量涌现，1932年岩仓市郎氏搜集的83岁牧野悦老大娘讲述的《加无波良夜谭》颇能说明这一点。这个时期，日本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理论研究相当欠缺，只有柳田国男在《昔话的采集期》一书中对传承人的讲述特点、资质和故事变异状态进行了论述。[9]

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理论研究，受俄罗斯影响逐渐兴起。1939年末，岩仓氏整理完《冲水良部岛民间故事》原稿，恰巧读到俄国民俗学家阿扎多夫斯基的《西北利亚的女故事家》（1926年版）以后，“更引起研究故事家的人们的兴趣”[10]。虽然“最近一时期，出现了百则故事家、二百则故事家，以及‘故事奶奶’、‘故事爷爷’的词汇，并出现数量众多的传承者，但在那个时候，民间故事讲述家是不多的。”此时，关敬吾曾经考虑将一位能讲50则故事的讲述家作为对象，进行故事家的调查研究，着手摸索其研究方法，但是战争原因，“我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搁浅了”[11]。1955年，他重燃对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欲火，以平前信老人作为搜集对象，录下她记忆的故事，并对他的故事来源进行了考察。[12]

为了规范和推动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1936年8月，发表的《民间故事采集手册》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人们对传承人的学理认识，诸如讲述者是何时、何地、从谁的讲述听到的，尽可能地记下来；对传承者本人，不仅要写下他的行游范围，个人的职业，并且要注意其家庭的职业等等；注意传承者的性格，例如：是富有创造性的性格，或是墨守成规的纯传承型的人物；记写下怎样称呼民间故事；记写下：起句、插入句、末句的语句原词；讲述者的语言，按原样保存下来；注意讲述者是怎样称呼每个民间故事的故事名称；求讲述者不要粉饰故事。[13]这些规定，无疑为科学评价故事传承人的贡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大大推动了日本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

20世纪初期，在众多民间故事研究的批评声音中，芬兰学者Carl Wilhelm Von Sydow最为洪亮。他大胆借用社会学理论突破陈规，严厉批评了阿尔奈故事类型研究方法，他认为故事研究必须限定在其生活框架之中而不相信所谓的“模型”。他坚持把观察个体作为解决故事传播的基本方法富有意义。

对民间故事传承人讲述环境的把握，马林诺夫斯基早就给予重视。他认为：“文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环境的非生活的东西……我们还必须记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娱乐传奇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同文本一样都必须加以研究。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成长的氛围时，他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14]。对于今天国内学者喋喋不休的田野与文本关系，“告别田野”、“回归文本”的做法，文化大师马林诺夫思基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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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林继富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