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陈晨 通讯员 靖桂宇 王玉姣 岳珂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博物馆是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的知识宝库、灵感源泉和精神支撑。今天，就让记者带您走进鹤壁市博物馆5楼《鹤壁长歌》——鹤壁古代文明陈列展，了解馆藏珍品，发现鹤壁历史。

　　金代石刻造像：淇河岸边玄天洞石塔地宫之宝

　　在鹤壁市博物馆内，展出的释迦牟尼弟子阿难、迦叶石刻造像，这两尊佛像通体彩绘，雕工细腻，造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出土于玄天洞石塔地宫内的这两尊石刻造像，经专家鉴定为金代石刻造像。1998年，盘石头水库建设过程中，在玄天洞石塔地宫里发现了阿难、迦叶的石刻造像，这两座石刻像衣褶线条清晰流畅，表情生动，显示出了当时手工艺人的高超石刻技艺。

　　出土的这两尊石刻佛像作品中，左边的阿难高99厘米，看起来年轻些，他鼻高唇厚，轻闭双目，似在专心理佛。右边的伽叶高102.5厘米年纪大些，只见他双手双手抱拳，面容慈祥，眼睛大睁，似与人理论。

　　玄天洞石塔，位于盘石头水库库区内的淇河岸边。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是我省现存最大的一座楼阁式石塔，也是中原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青石塔。1986年11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汤阴县志记载，玄天洞石塔当时被称为天塔，明朝正德七年至九年（即公元1512-1514年）重修，又被称为玲珑宝塔。因石塔位于玄天洞东侧，故又称玄天洞石塔。登上石塔，上可观高峰绝壁，下可览淇水波涛，隔岸还可远眺鸡冠山的秀美风光。

　　玄天洞石塔坐东朝西，为九级重檐平面四角楼阁式建筑。塔身通体为石结构，造型玲珑别致，浮雕图案生动逼真，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建筑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艺术价值。塔身高约15米，自下而上逐层收敛，敦实庄重。

　　塔身下建有高约1米的金刚座，上雕牡丹、莲花等图案，雕工精巧。塔身第一层南面辟门，门楣刻“圣境”二字。两侧有浮雕武士像，其旁有题铭，一层塔心室内嵌石碑三块，上刻碑额、佛像、佛名、施舍人姓名及地址等。塔身从从二层到九层，每层每壁都砌有横向排列的小佛龛，转角处均刻有姿态各异的力士像。

　　透雕金饰：高超的明代雕刻技术

　　透雕金饰是的一件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品，1985年出土于浚县王百禄墓。这件雕刻精美的饰品呈树叶状，正面凸起，满饰透雕有人物、亭台楼阁、松柏等，图案上面饰一层方格网罩，造型别致，制作工艺高超。

　　从出土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名王百禄，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监察官和兵部尚书王越的五女儿。王百禄生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弘治六年(1493年)卒。王百禄生前品行端庄、贤淑，深受父母的怜爱和兄弟们的呵护，但因身患疾病，终生未嫁。病逝后其父王越亲书碑文，抒发对爱女的怜爱之情和失去爱女的悲伤之心，并按家族的葬制厚葬于王家祖墓地，并随葬了大量金器。这些随葬的金器，制作精美，技世精湛，体现了能工巧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寄托了王越对心爱女儿的无限思念。

　　王越为王百禄书写的墓志铭中记载：吾女伯姐讳百禄，继取《诗》（诗经）“百禄是遒”之义，父母兄弟重爱之，故称伯姐而不名。生于成化四年戊年四月初六日寅时，卒于弘治六年六月十四日亥时，得年二十有六。前年姐母亡，遗嘱姐事甚悉，今姐亦亡，伤哉。吾五女，四相继亡，独姐存，望送老，今又先吾亡，伤哉，吾三总边镇，暨谪居湖襄，悲欢荣辱，扶病相随数千里，幸不为藤束木皮棺。归期成家，竟未有所适而亡，重可伤乎哉？

　　出生于浚县的王越，是明朝中期一位文武双全的重臣，多智谋，镇守西北三十多年，官至兵部尚书，功勋卓著，博学能文，长诗善赋。传说，王越心系桑梓，为浚县办了许多好事，浚县人也多以王越为荣。

　　“鹤壁”名称的最早来源，你知道吗？

　　鹤壁1957年因煤建市，关于“鹤壁”这个地名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是鹤壁之名来源于鹤壁集，传说“古有双鹤栖于南山之峭壁，其山曰鹤山，其村曰鹤壁。”

　　据明、清《汤阴县志》记载，鹤壁集西南10里，有处古迹，名为“万鹤台”，传说古代山水秀丽，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乃是万鹤翱翔栖息之地。

　　传说毕竟是传说，据史料记载，鹤壁地名起源可追溯到宋金时期。在市博物馆，馆藏的一方墓志铭则将“鹤壁”地名的由来向前推至唐代。

　　1985年，在鹤壁市鹤壁集第六中学出土了一座唐墓，该墓为砖结构，四角攒尖顶，墓室左侧突起的棺台上留有棺钉及“开元”铜钱，随葬品多为瓷器和陶器。墓中有一石质方形墓志铭。

　　该墓志铭，志盖与志石长、宽均为46厘米，志盖厚12厘米，志石厚8厘米。志盖呈盝顶式，盖顶中央有一铺首衔环，四角篆书“王君墓志”四字，周围满饰花卉纹饰。志石阴刻楷书铭文22行，满行29字。

　　据墓志铭文记载，墓主人为王仁波，祖籍太原，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去世，享年83岁，去世后葬于“相州（今安阳市）西南五十里鹤壁村西北二百步”。由此可知，早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有了“鹤壁村”的地名了。“鹤壁”这个称呼至今已有将近1300年的历史，这是迄今发现“鹤壁”地名的最早来源。

　　宋代童儿戏莲瓷枕：古时清凉物，当今瓷珍品

　　瓷枕是我国古代人民夏季纳凉用的寝具。北宋诗人张耒的《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云：“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首诗道出了瓷枕的质地、釉色及其消暑纳凉的功能。此外，“黄粱一梦”的典故也与瓷枕有关。

　　我市博物馆便有一件珍贵的宋代童儿戏莲瓷枕。该瓷枕是鹤壁集镇村民1973年捐赠至市博物馆的，其重2745克，高10.8厘米，长27厘米，宽20.2厘米。从外形上来看，该瓷枕呈八角形，枕面微凹，底部平坦，排气孔位于枕壁一侧，其胎质坚硬呈灰白色半陶瓷胎，白色化妆土盖到底部。

　　该瓷枕的得名源于枕面上的图案。枕面由一粗一细两墨线绘边，左边绘有莲花池，池中有盛开的荷花和芦苇，莲花上方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右边大柳树下绘有一前一后两名童子，一人手持荷花，一人肩抗荷花，边走边嬉戏，面部表情生动活泼，憨态可掬。枕壁四周以褐彩绘边，中间填以卷草纹。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童儿戏莲瓷枕是鹤壁窑瓷器珍品。“此枕造型规整，制作工艺繁杂而不失精细，釉色光润，瓷胎细腻，构图巧妙，色调对比鲜明,画面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给人以清新雅致之美，是鹤壁窑的精品之作，对研究宋瓷烧造和瓷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依据。”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古时，鹤壁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盛烧瓷器，鹤壁窑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鹤壁窑属于民间窑场，属磁州窑系，它服务于人民大众，产品渗透到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日常生活用瓷，也有陈设瓷及文化娱乐品。瓷枕是磁州窑器物中的独立类，和唐朝时期相比，宋代时期的瓷枕“个头儿”明显增大，其装饰题材多为花鸟草虫、珍禽异兽、婴戏纹、山水绘画等，反映出宋朝时期的民俗民风和社会生活。

　　据介绍，婴戏纹是我国的传统吉祥纹饰，因表现儿童游戏场景而得名。婴戏纹这种题材在瓷器上使用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宋代的磁州窑系和景德镇青白瓷上也较为常见，它既反映了传宗接代的宗法观念对古人思想生活的影响，同时也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追求太平盛世的美好理想。

　　这件宋代童儿戏莲瓷枕采用的便是婴戏纹，其画面寓意“一路连升”“连升贵子”，据说是古代婚后女子所用。它充分体现了古代鹤壁窑工匠们高超的制瓷水平和智慧，不仅保存了宋代民间绘画史料，而且对研究宋代民俗民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代黑釉凸线纹罐：金代制瓷业的一种发明创造

　　“该罐制作工艺规整，造型朴实典雅，纹饰新颖，别具一格，釉面滋润，光亮如漆，可照人影，为民间窑场生产之精品，它的出现，为文物学家了解和进一步研究鹤壁窑的制瓷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介绍馆藏珍品金代黑釉凸线纹罐时，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样说。

　　金代黑釉凸线纹罐质地为瓷，1976年发掘出土于鹤壁窑遗址，重量2310克，高18.5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9厘米。该罐圆唇外卷，短颈，颈至肩附有对称的双扁耳、圆腹、圈足，腹部饰等分凸线纹，内施褐釉，外施黑釉不到底。该罐造型美观，釉色光亮，纹饰新颖别致耐人寻味，表明了鹤壁窑在黑釉瓷的烧造及装饰手法方面已相当娴熟，是研究鹤壁窑的重要实物。

　　据介绍，金代黑釉凸线纹罐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凸线纹装饰艺术。该罐上的凸线纹装饰是直接在胎上进行的，相对来说线条比较流畅，有律动的美感，这是金代制瓷业的一种发明创造。凸线纹装饰艺术分两条一组、三条一组、四条一组、五条一组和等分之别。这件金代黑釉凸线纹罐采用的是等分黑釉凸线纹，是鹤壁窑生产的一个典型器物。

　　已发掘的考古资料表明，鹤壁窑是一处唐宋金元时期规模较大的民窑，也是磁州窑系规模最大的窑场之一。明代《彰德府志》载：“瓷窑场，在鹤壁社，取土为作器，人冶成五色，不假丹青，古称日出万贯者。”文物考古专家杨宝顺先生1956年在《文物》发表的《汤阴县鹤壁古瓷窑遗址》一文中写道，“鹤壁位于汤阴县城偏西北五十里，南边紧靠一条名为三岔河的溪水，周围群山环绕，正西门里有一座较高的草帽山，西北较近的为染峪山，东北接槐树岭，南二里为塔坡岭。瓷窑遗址就分布在集的西北各村落间，范围南北约三里，东西约二里。在这一片区域内，各种古瓷残片散布遍地，尤以陈家村北的柏灵桥附近为最密集”。鹤壁窑全盛时期面积约有84万平方米，呈现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烧造盛况。但是到了明代，随着景德镇窑迅速崛起，其物美价廉的瓷器冲击了北方许多窑场，历经500多年漫长烧瓷历史的鹤壁窑，至此衰落。

　　鹤壁窑烧制的瓷器品种丰富、釉色多样，白釉、黑釉、黄釉、豆青釉，酱釉、茶叶末釉、青釉、匀釉、结晶釉等均有烧造，其中又以烧制的黑釉器釉色晶莹光亮，可鉴人影而著名，其工艺居于各釉色之首。

　　元代以后烧制黑釉凸线纹瓷器的窑口已经不多，呈现衰落趋势。虽然黑釉凸线纹装饰技法流行时间比较短暂，在我国陶瓷装饰上也并非占主导地位，但它利用线条的组合、呈色与材质的完美结合，在我国陶瓷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团花镜：代表鹤壁对祖国和武汉的祝福

　　有关铜镜最著名的一句话，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那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此外，乐府双壁之一的《木兰诗》中也有“开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描述。铜镜是古代人们照容饰面的生活用具，也是较为常见的文物之一，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枚唐代团花镜，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枚唐代团花镜，重585克，直径14.9厘米，1985年于山城区发掘出土。这枚团花镜圆形、圆钮，连珠纹座。内区饰六朵团花，其间饰忍冬纹，外区饰铭文一周。铭文为“湛若止水，皎如秋月，清晖内融，菱花外发，洞照心胆，屏除妖孽”。

　　作为唐镜的重要类型之一，团花镜以圆形的团花图案为主题纹饰，它从隋代开始至唐中晚期都有流行，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最为盛行。隋唐时期佛教盛行，纹饰图案也受佛教影响较大，铜镜上的团花就是例证。这种几何纹路的花卉图案，往往出于艺人对生活的感知和想像，再从大自然的花朵中加以提炼。

　　铜镜中花卉图案的出现，使铜镜纹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汉镜中的神话题材相比，显得清新幽雅。从此，神人神兽一类的纹饰，完全被花卉和其他现实生动的纹饰所代替。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枚铜镜器型饱满、纹饰精美，尤其这圈铭文，用词非常优雅。

　　“清冶铜华以为镜，莹光如水照佳人”，古代的铜镜犹如历史留下的美丽足印，折射出古代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经悠久岁月洗礼，如今这枚铜鉴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依然历久弥新。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中国文博2月11日起联合全国各地博物馆组织开展“文物系荆楚祝福颂祖国”祝福接力活动。通过传播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凝心聚力、提振士气。每一件文物都传递了对湖北的问候，每一句祝福语都包含了对祖国的祝愿和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活动期间，鹤壁市博物馆发文介绍的就是这枚唐代团花镜，它代表着鹤壁人民对武汉的祝福、对祖国的祝福，祝福语是：“这个冬天，我们面临着抗击疫情的重大考验。这个春天，我们胸怀必胜的信念！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信待春暖花开，我们相约在博物馆，探寻历史久远的回响，寻觅铜镜穿越的光芒。”

　　西周兽面纹铜簋：揭开辛村遗址神秘面纱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一般造型优美，花纹繁缛富丽。“问鼎中原”这句成语中的鼎，就是青铜器。市博物馆的《鹤壁长歌》即展出了一件精美的西周青铜器——西周兽面纹铜簋。

　　这件铜簋高13.8 厘米，口径20厘米， 底径15厘米。侈口（古汉语，专业术语，多用于陶瓷、金属器皿。侈口又称广口，其形状一般为口沿外倾，即向里略坡与内堂口接面，保持里外曲线一致），圆腹较深，两夔龙耳，高圈足。口沿下饰带状夔纹一周，夔纹中间有对称兽面纹。圈足上饰带状夔纹一周。1973年自我市辛村征集。

　　辛村位于风景优美的淇河北岸，西周时期属卫国疆域。2019年10月，位于辛村的辛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2年至1933年，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的郭宝钧等考古专家，在得知辛村遗址的消息后，为了保护遗址不被盗墓贼破坏性发掘，特地赶至辛村，同时发掘辛村遗址。在辛村，考古专家们发掘出了西周墓葬80余座，清理出大量随葬品，并首次确认该墓地为卫国贵族墓地，其中大型墓地墓主可能是卫国国君或夫人。辛村墓地的发现，震惊中外考古界，开启了我国西周考古的序幕。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辛村墓地及其周围进行多次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辛村遗址的内涵。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辛村非墓葬类遗存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确定了天桥西制骨作坊区、福兴寺南铸铜作坊区、草莓园一般居住区、葡萄园商墓地点以及大量殉人、殉牲坑。结合现有的考古发现，它已不再仅是一块墓地，而是集王陵区、铸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及其它功能为一体的、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群，为研究西周时期卫国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福兴寺南发掘点，考古人员在灰坑内发现了许多铸造青铜鼎用的陶范及炉渣，马坑、牛坑及殉人等祭祀类遗存，出土陶支垫、陶拍等大量制陶工具，还发现了多处窖藏坑。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到辛村实地考察后说：“灰坑里出土许多铸造青铜鼎的陶范，这是一个重要迹象，出陶范的地方肯定离都城所在地不远，卫国都城应该就在辛村附近。”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辛村遗址会为世人呈现更加完整的卫国风貌。

编辑：蒋晓芳

本文来源：河南日报